就建议审查机制的功能定位来讲，至少可以细化为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29]参见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各种道德和文化处于彼此竞争的状态，国家的角色在于维持此种竞争秩序，而不实质性地介入其中。

应当注意，虽有上述宪法制度的存在，但终究难以完全消除政府过度的实质性价值判断空间。就此而言，适应社会伦理实体结构的主权结构调整，以及由此牵引的宪制结构发展，具有促成价值共识生成的制度效益。以此观之，精神文明建设与作为西方道德实践主要方式的启蒙，其实有意蕴相通之处。二是设置公民宪法义务。[12]康德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铿锵有力，鞭辟入里，基本塑造了自由主义关于公民德性的结构框架。

（2）执政党与人民的联系。这是中国宪法的独特性所在，但在理论研究上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条款并未获得认真对待——相关论述或以回避态度不加讨论，或以文化自由隐蔽地表达不同立场，并未将其作为中国宪法理论体系之有机构成加以规范宪法学或宪法教义学的体系整合。它一方面需要从经典的宪法学说与制度框架中汲取更为厚重的思想资源，从而避免价值先验所致的狭隘对立，并提炼可资借鉴的规范性制度结构。

[26]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以下。[13]参见前引[7]，哈贝马斯书，第667页以下。[36]列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7页。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1版。

在家族-国家-天下的传统伦理结构解体后，作为替代的国家-社会-个体现代伦理结构，在市场化转型的当下，始终难以寻觅到一个可以让个体与国家彼此依靠的价值契合点。同时，这一规定是对特殊历史条件下实践的制度反思。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成中国宪法在文化领域的基本原则表达，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领域的目标价值。尽管宪法第24条无法体现权利义务的明晰性和直接适用性，但国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主体的设置，可视为对应于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文明宪法价值目标的制度安排，表明其在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进程中的积极义务。而共同体的正常存续，又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履行其对共同体义务的基础上。因此，阐明基本权利-政治国家框架的规范逻辑，使其前接作为主权者的文化差异主体的对话协商结构，后承国家在公民教化和社会道德引领中之使命，从而赋予人民-国家-公民国家教化结构的实质内涵，可作为实现国家治理客观化和权利化的宪制结构安排。

社区、学校和职业生活是个体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的后续阶段，知识教育指向社会生存技艺，但更是个体理性的提升。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制度结构，虽源于个体道德自主的元点设计，但却指向现代公民守法品格的培养。客观来讲，这一理解所指导的实践，抑或为国家干预实践所刻意寻求的宪法理解，导致精神文明建设成为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词汇，不仅没有达成预期目标，反而还将国家使命污名化。有学者认为，国家教化使命是革命教化政体的延续。

基于党员的代表性，党内思想作风纪律教育无疑构成精神文明建设的引导性机制。[34]参见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这是民主的主旨，亦是真正的国家观念。中国宪法的独特性正是根本性地体现为国家-社会-个体结构框架及其所决定的宪法价值立场的独特性。

家庭、学校、社区、职业组织等伦理实体作为自生自发的个体道德教化机制，在政府治理之外，创造出一种比个体道德力量更大的群体道德力量，从而以崭新的精神生活将个体凝聚在一起。[36] 在制度的外在呈现上，国家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申言之，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强烈的规范面向，既非纯粹的个人价值自主选择问题，亦非单向的国家道德干预问题，而是一种在个体参与社会交往基础上所形成的国家与个体的价值沟通机制。单纯的个体道德自主，抑或纯粹道德教化指向的国家意识形态宣扬，如果不能纳入到特定的制度结构中，都注定无法取得实效。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对公民的教化使命，遵循特定的宪法体制逻辑和制度路径。而当下的问题，恰恰就是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由此导致个体自主和公共自主的连接通道被阻塞。

对中国宪法而言，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的宪法价值体系，有助于宪法以一种集体主义目标明确的权力追求、严格界定的负责任权利话语和强调共同体伦理的义务观念，加强宪法对法律的指引和控制，从而增强法律的道德底蕴，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融入依宪治国之中。国家的共同意志表达、社会的共同意志聚合，以及个体的自主意志，在国家-社会-个体的层面上形成一种同生共存抑或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在此基础上，方可掌握中国宪法精神文明建设结构逻辑的要义。[34]意识形态不是先锋队通过高举主义就能简单转化出来，因此，意识形态必须植根于群众的意志整合，并作用于群众的意志教育，形成群众、执政党与成长中的国家意识的协调并进。

公民对法律的服从，并不意味着公民丧失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基于价值多元的现实存在，不服从此种公共价值的少数个体，可通过分歧表达、公民诉愿和少数人保障等宪法制度维持和而不同的状态。据此而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在于培育能够为社会发展奉献的社会主义公民。

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意识经由社会性机制凝聚为社会价值共识，并汇聚为公共领域，形成对国家价值观的塑造。从逻辑上讲，这一标准源于个体并高于个体，源于社会并高于社会，构成国家的道德目标。公民守法，乃是自觉接受价值导引，因为他服从的不过是自己在社会交往结构中所认同的共同意志。在应然逻辑上，如果宪法价值体系忠实表达了社会核心价值，那么就不会与个体道德自主形成冲突。

[31]参见刘茂林、秦小建：《人权的共同体观念与宪法内在义务的证成》，载《法学》2012年第11期。诸如电影审查、禁娱令之类的政府文化管制，包括职业伦理促进、社会公德建设之类的政府道德作为，和由民意推进并获积极回应的道德入法实践，实际上均触及宪法精神文明建设规定的内核，即，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应当采取何种立场。

[27] 不过，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的宪法规范内涵阐释，导致由社会主义统率的中国宪法价值体系被遮蔽于经典宪法的价值表达之下。个体是好生活的判断者、选择者和践行者。

[32]参见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1.人民与国家同在的主权意志整合 个体与社会处于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中。

这实际提示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尝试将特定的集体目标与普遍权利进行一定程度的调和。而当社会变迁使得个体价值观念发生普遍转型，社会核心价值随之变迁，那么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宪法价值体系就应进入宪法修改程序，以回应和适应社会发展，保持宪法与社会的动态协调。随意争辩，但必须服从(Argue as much as you like and about whatever you like, but obey)——这是一种看似悖论的存在，犹如在硬壳中生长出来的人类思考自由，亦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独特模式。摘要:  中国宪法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并非单向的国家道德干预，而是在个体参与社会交往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与公民的价值沟通机制。

因为，如果祛除了宪法规范逻辑分析，社会主义总体文化目标及其指引的文化基本国策与国家教化使命，就有可能被绝对化为国家对公民的单向强制。宪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确认，实质上确立了国家关于好生活的当下标准。

[35]参见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页。就此而论，在由政府主导的规范实施之外，拓展关于价值争议的公共商谈空间，并适时经由公共舆论导入主权协商结构，形成主权协商与规范实施的联动，并以公共领域的基础结构作用，促进守法基础上的论辩反思，形成规范实施环节对深刻价值问题的积极回应。

精神文明建设的宪法路径是，依据由精神文明转化的宪法价值体系，及由其指引构建的规范体系，将精神文明融入到宪法与法治秩序中，为价值争议创造公共商谈空间，塑造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融贯逻辑，由此达成个体自主、社会濡化、国家教化与政府价值中立的结构耦合。这是个体道德自主的宪制保障，亦是现代价值多元社会的基本政治正义。